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整理地下党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席懋昭的人，曾在1935年护送陈云去上海，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
陈云收到信后，很快委托秘书复信四川省委组织部：
“当年确实有一位在灵关小学当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过他，后来在延安还见过这位同志，但因为时间太久，记不得名字了。”
“如果席懋昭当过灵关小学校长，那很可能就是那位同志。”
几个月后，四川省委组织部给陈云回信：经查阅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确实担任过天全县灵关小学校长。
随信还附上了《席懋昭情况简介》和一张席懋昭的照片。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陈云连声说：
“就是他，就是他，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
1983年12月20日，陈云亲笔写下了《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
“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中央在泸定城召开了一次负责人会议。会上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一是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翻越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派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从四川到上海，千里迢迢，沿途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陈云一口江苏口音，在路途中实在太显眼。没有可靠的人护送绝对不行。
中央经过慎重考虑，选定了一个人，就是时任灵关殿小学的校长席懋昭。
席懋昭是四川仪陇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求学时就深受革命思想熏陶，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时被反动当局抓捕过。
后来因为叛徒出卖，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来到天全县灵关镇，在长兄的帮助下当了灵关小学的校长。
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地下党员，在学校担任教导主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灵关，席懋昭终于和党组织重新接上了联系。就在这时候，组织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护送陈云出川。
1935年6月12日，席懋昭和另一位地下党员陈梁，护送化装成小学教员的陈云冒雨出发了。
三人走出灵关不久，就“偶遇”了一个人，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局长。这位熊局长原本被红军俘虏，中央故意“疏忽”了一下，让他瞅准机会逃了出来。
席懋昭心领神会，主动上前打招呼：
“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熊局长认识席懋昭这位灵关小学的校长，自然没有起疑。
一路上三个人结伴同行，熊局长熟悉沿途的民团和关卡，无形中成了最好的掩护。
一行人就这样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直奔成都。到了成都，陈云持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了他在银行任董事的朋友。
那人一见陈云就说外面风声紧，催他快走。住了一夜之后，两人继续赶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又找到刘伯承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
到此，席懋昭完成了护送任务，亲眼看着陈云上了船，才转身返回。
席懋昭返回途中经过雅安时，遇到了灵关镇的熟人，这才知道有人举报了他和妻子贺伯琼以及另一位地下党员魏守端是共产党。
魏守端来不及逃跑，被敌人杀害，贺伯琼也被捕入狱。
席懋昭自己也被通缉，红军是追不上了，他只好先回老家仪陇暂避。可没多久，他就在老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
他和妻子贺伯琼被关在一起，敌人严刑拷打，逼问情报。
席懋昭咬紧牙关，紧守秘密，后来在长兄席伦的搭救和原四川省省长张澜的声援下，这才于1937年3月出狱。他辗转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陈云从苏联返回延安后，听说席懋昭到了延安，专门去见他，还特意送给他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
不久之后，席懋昭被派回四川，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几次被国民党当局抓捕。
1948年3月18日，为迎接解放，席懋昭被派往芦山做土匪头子程志远的转化工作，途经雅安时第四次被捕，被秘密送往重庆渣滓洞秘密关押。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恼羞成都的敌人疯狂报复，屠杀狱中关押的革命志士，席懋昭与诸多烈士一同被遇害，享年37岁。
因为战争年代他的许多事迹都很模糊，加上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党组织对席懋昭的情况了解不多，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入烈士名单。
后来还是八十年代四川仪陇发现了席懋昭写的自述，来函询问情况，陈云这才得知席懋昭已经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
1984年5月26日，有了陈云的证明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
也就是在这一年，席懋昭的妻子来到北京。陈云当时正因病住院，听说席懋昭的妻子到了北京，立
刻给她打了电话。
“大家都是老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说出来。”
席懋昭的妻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只回答了一句话：
“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没有提任何要求，没有诉一句苦。
陈云晚年始终牵挂着席懋昭和他的家人。
1995年，陈云临终之前，还特意嘱咐家人：
“不要忘记四川的席家兄弟。”
图一：席懋昭革命烈士证明书
图二：1983年12月，陈云写的《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
图三：席懋昭配资门户论坛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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